情感交流对家庭的重要性（情感交流是促进夫妻感情的重要方式）-第一文学社

感情是需要沟通的。诚然，感情需要一个宣泄的途径。但是，很多人忽视的是沟通的作用。沟通不光带给人信息的交流，还深刻地影响着一个孩子、一个人的成长。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为什么。

智商高的孩子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掌握高词汇量的孩子。至少比起同龄人，他们掌握的词汇量是偏高的。其实，词汇量的积累，最初来源于家长。家长与孩子的对话越多，孩子词汇量增长得会越快，孩子三岁后测试出来的智商会越高。

词汇量的确对孩子非常重要，但如果频繁使用表示“强制”或表示“禁止”的词汇，反而扼杀孩子的语言学习能力。有的家长刚和孩子聊上，就开始使用一些强制性的语句，如“不要”“停下来”“不行”等。

除了亲子对话的数量，对话的质量还会影响孩子的智商。影响对话质量的一个因素是词汇种类。如果父母能够用不同类型的词汇，与孩子进行大量交流，孩子出生后的智商会优于大部分普通人。如果父母给孩子说的单词种类本来就少，那就不要指望孩子到三岁时能说出丰富类别的单词来。另一个影响对话质量的因素就是全家人一起聊天的习惯。即使没有科学的证明，我们凭直觉也知道，向孩子说3000万次“闭嘴”也不会帮助他成为一名聪明、有所作为且稳重的成年人。科学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特别重要的是，还存在“肯定反馈”这一特点。那些高质量交流的家庭中，孩子听到的语言更积极，更具有鼓励性。

说话多的家庭是否会自然而然地使用更丰富的语言。数据表明，语言的数量推动着语言的质量。父母说得越多，词汇量就会越丰富。也就是说，不管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如果父母受到多说话的刺激，他们的语言质量也会相应地有所提升。里斯利说：“我们不必要求父母对孩子说不一样的话，我们只需要帮助父母多说话。”而剩下的就不需要父母操心了。

通过简单的多沟通，从而提升对话的质量。大量对话的最终目的是系统提升语言质量。

语言质量很重要，原因是语言质量能让孩子接触到更多的各种各样的词汇。赫胥-帕塞克教授称它是早期语言学习沟通基础中的关键因素。被赫胥-帕塞克教授比作“对话二重奏”的沟通基础具有三个重要特征，这些特征与母亲和子女的共享互动有关，但与孩子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没有关系。

符号参与的共同注意力：母亲和孩子在分享某一活动时使用有意义的词汇和手势。
沟通的流畅性与关联性：连通母亲与孩子的互动流程。
日常惯例与固定活动：例如玩“我先你后”的游戏，或者进行做饭或就寝等日常活动。

赫胥-帕塞克教授说这些沟通要素共同构成了语言学习的最佳环境。

词汇按照功能分配为“事务性谈话”和“其他谈话”。

事务型谈话“实现了生活中要做的事情”并向前推动生活，而其他谈话则是自发的“闲谈”，属于锦上添花。

事务型谈话如：“下去吧。”“把鞋子穿上。”“把晚餐吃完。”

其他谈话如：“这棵树真大！”“冰淇淋真好吃。”“妈妈的小男子汉是谁呀？”

正是这些其他谈话，这些看起来无用的对话，深刻影响孩子的成长，孩子们得以在更加丰富的语言环境中快速成长。母亲对她正在吃苹果的两岁孩子的唠叨，或者换尿布时母亲走音的歌声：“妈妈的臭宝贝是谁呀？”各个社会经济阶层的所有孩子必须完成生活中要做的事情，也就是必须“坐下”“去睡觉”“吃晚饭”。但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经历过自然发生的打趣，而这种有趣的你来我往对孩子的发展具有非常丰富的影响。

虽然由各个社会经济群体发起的所有类型的谈话在数量上都相对均等，但对于谈话的延续性，也就是语言的反复，其中的社会经济差异也很明显。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倾向于在他们发起的谈话中持续进行反复的语言互动。而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家庭从开始讲话到结束的时间很短：一方说话，一方给出反应，除此之外再没别的内容了。

这种差距对孩子的成长起到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因为大脑进行丰富发育的必需营养素包含在“其他谈话”中。哈特与里斯利将这种母亲与孩子间的语言互动称作“社交舞蹈”。互动中的每一个步子、每一个反应都增加了语言的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又会进一步加强孩子的智力发育。对于我来说，最关键的差距是对肯定语（“做得好！”）和禁忌语（“住手”）的使用。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会训斥孩子，但频率远远低于社会经济地位低的群体。贫困家庭的孩子每小时听到的负面语言是脑力劳动者家庭孩子的两倍多。这种差距会因孩子听到的词汇总量的不同而变得更大。原因是在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家庭中，孩子听到的词汇总量要少得多，禁忌词和负面词汇与积极和肯定词汇的比例也较高。哈特与里斯利的研究发现，相对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的孩子，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家庭的孩子更不容易听到“你是对的”“很好”“你真聪明”等口头鼓励。而脑力劳动者家庭的孩子每小时会听到30个肯定词，是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的两倍，接受福利救济家庭的孩子的五倍，